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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动缰绳，将左脚置于马镫上，利用蹬踏的上升力，右腿向后向上大幅度摆动，跨过马鞍即可平稳就坐——这套上马动作流畅自然。然而，在马镫出现之前，骑手们通常需要借助土坡、上马石，或者他人的协助才能登上马背，过程远不如现在这般便捷。
马镫的功能远不止于辅助上马。它的出现使得骑手在骑行过程中能够保持身体的稳定与平衡，从而更有效地驾驭马匹。在西方，马镫被誉为“中国靴子”，它所带来的军事优势经由丝绸之路等交流途径传播至亚欧大陆，深刻影响了战争模式，甚至间接促成了欧洲骑士制度的形成。
从单镫到双镫的演变
考古证据显示，马镫最初是以单镫的形式出现的，仅用于一侧，主要目的是辅助上马。1958年，在湖南长沙金盆岭西晋永宁二年（302年）墓葬中出土的骑马陶俑，其马鞍下方（左侧）悬挂着一个三角形单镫，右侧并无相应配置。考古界普遍认为，这仅用于上马时的踏蹬，无法在骑行中支撑身体重量。
2019年，江苏省南京市五佰村孙吴丁奉家族墓的发现，将马镫的出现时间向前推移了31年。该墓葬出土的一件骑马陶俑，其马匹左侧悬挂着一个三角形马镫。丁奉是三国时期吴国将领，于271年去世，这一发现打破了“马镫最早出现在西晋”的说法。
单镫之后，双镫应运而生，这一技术演进过程相对短暂，但体现了技术发展的渐进性。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江苏南京象山琅琊王氏家族墓被发掘，其中7号墓墓主人被认为是“书圣”王羲之的叔叔王廙。王廙于公元322年去世，其墓中出土的陶马俑已配备双镫，是目前已知最早的双镫类文物。
除了骑马陶俑，辽宁朝阳袁台子墓、辽宁朝阳冯素弗墓等均出土了东晋十六国时期的马镫实物，宁夏固原北魏墓也出土了北魏时期的马镫。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吕鹏指出，这些考古证据链表明，中国古人在三国魏晋时期已经完成了从单镫（辅助上马）到双镫（稳定骑行）的发明、应用与传播。
多样的造型与材质
中国早期马镫的镫柄较长，穿孔位于柄的上部，多采用木芯，外覆鎏金铜片、铁片或皮革。例如，辽宁朝阳袁台子墓出土的马镫为木芯外包皮革，辽宁朝阳冯素弗墓出土的马镫则为木心钉鎏金铜片。宁夏固原北魏墓出土的马镫为铁制。
值得注意的是，辽宁朝阳冯素弗墓出土的马镫是辽宁省博物馆的珍贵馆藏之一。这对马镫于1965年出土，高约24-25厘米，宽16.8厘米，由桑木条包裹鎏金铜片制成。这对马镫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双马镫实物”的身份以及“有年代可考”。
根据史料记载，冯素弗于415年去世。在墓葬清理过程中，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对马镫。由于年代久远，马镫出现腐蚀和残断，体积有所收缩，木芯与鎏金铜片分离，但整体形态得以保留。目前，尚未发现比冯素弗墓出土马镫年代更早、保存相对完整的双马镫实物。
除了木、铜、铁材质，马镫还出现了银制和玉制。
《南齐书》记载，齐武帝曾批评其子庐陵王萧子卿的奢侈行为：“纯银乘具乃复可尔，何以作镫亦是银？”
《世说新语》中亦有关于玉马镫的记载：“谢中郎在寿春败，临奔走，犹求玉帖镫”。这描述了东晋时期谢安的弟弟谢万于公元359年兵败寿春，在逃亡前仍要求使用镶嵌玉石的马镫。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跃马扬鞭——马年新春文化展”上，曾展出一件明代刻花黄玉马镫。据中国国家博物馆策展人许文珺介绍，起初认为黄玉马镫并非实用器，但专家发现其有明显的磨损痕迹并附有尘土，推断其曾被实际使用。
改变战争形态
在中国古代，马在战争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商代晚期，马车已从交通工具扩展到军事用途。西周时期，马车更是被广泛应用于战争，拥有马车的数量成为衡量军事实力的重要标准，“千乘之国”、“万乘之尊”等说法由此产生。
战国时期，依赖马车的“贵族战争”在面对机动灵活的游牧骑兵时显得力不从心。以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为代表，骑兵开始取代战车成为战场上的新力量。“战车+骑兵”的作战模式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重要支持。魏晋南北朝时期，骑兵得到迅速发展，至唐朝已成熟并成为战争中的主要力量。
吕鹏解释道：“马镫为骑手提供了双脚的‘支点’，从而解放了双手，使得骑手在高速奔驰的马匹上能够稳定地操控弓箭、长矛，实现人马合一。特别是‘甲骑具装’（骑手和马匹均披上铠甲）的出现，使骑兵如同‘冷兵器时代的小坦克’，冲击力大大增强。”战斗力的不断提升，使得骑兵的作战方式在袭扰、骑射的基础上，能够进行大规模的集团冲锋，从而改变了冷兵器时代的战争形态。
有了马镫，骑手在进行长矛冲锋时，甚至可以站立起来，将全身的力量和马匹的动能通过长矛传递给目标。古代骑士或许不理解“动量守恒”的原理，但他们通过踩踏马镫的动作，已然将其付诸实践。
在马具应用于战争方面，不得不提三燕时期。已发掘的三燕文化墓葬中，有多座墓葬出土了双镫。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田立坤认为：“鲜卑族是游牧民族，马是其重要的迁徙工具。三国时期，鲜卑族首领莫护跋率领其部众从北方草原南下，迁居辽西。尽管定居下来，但马的重要性并未减弱，反而因与周边部族争夺生存空间及生产、生活资源的需要而得到强化。”他指出，慕容鲜卑能够征服高句丽、夫余以及宇文、段部并问鼎中原，除了其采取顺应时势的内政政策外，强大的军事力量，特别是装备精良的重装骑兵，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三燕文化的马具首先通过部族冲突传播至高句丽地区，并经由高句丽影响到朝鲜半岛南部及日本列岛。田立坤认为，从组合、形制、结构等方面来看，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古坟时代的马具，包括马鞍、马衔与马镳、马镫等，均可追溯到三燕文化马具系统。
6至7世纪，欧亚大陆草原民族的迁徙与交流促进了马镫的使用，逐渐从东方向西方传播，传至萨珊波斯、阿拉伯、拜占庭等地，并于8世纪后在欧洲逐渐普及。随着欧洲封建制度的建立，骑兵成为封建领主军事武装的主力，封建贵族骑士成为骑兵的主体。重甲骑士唯有借助马镫，并在仆从的帮助下，才能跨上战马，并在身披重甲的战马背上保持稳定并进行有效战斗，避免在格斗碰撞中轻易落马。可以说，马镫为欧洲中世纪的骑兵重装化浪潮提供了技术支撑。
从材料和形制上看，马镫或许是一项简单的马具，但其发明在世界范围内具有革命性的实用价值。正如美国史学家林恩·怀特所言：“只有极少数发明像脚镫（马镫）这样简单，但却在历史上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催化影响。”英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总结道：“就像中国的火药在封建社会的最后阶段帮助摧毁了欧洲封建社会一样，中国的马镫在最初帮助了欧洲封建制度的建立。”
时至今日，硝烟已散，重甲骑兵早已退出历史舞台，但无论是草原牧民的放牧、马术选手的竞技，还是游客的骑行游览，马镫依然是人与马之间不可或缺的微小支点。这个方寸之间的器物承载着千年的智慧，这项发明仍在持续书写着人与马共生同行的故事。